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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创华电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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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创华电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专业生产双金属堆焊耐磨钢板(堆焊耐磨板,堆焊板,复合耐磨板,耐磨复合板和堆焊钢板)企业,复合堆焊耐磨板的硬度、耐磨性能、平整度和卷板变形能力指标等各项指标属于一流。公司具有很强的耐磨复合板的生产和加工加工能力,可以按用户要求加工耐磨衬板、堆焊衬板、耐磨管道、耐磨弯头、耐磨三通、耐磨变径管等,耐磨风机叶轮和叶片、分离器导风叶片(导风板)、耐磨落煤管、耐磨落煤筒、耐磨料斗和导料槽、螺旋送料器、焦罐耐磨衬板、耐磨溜子等耐磨部件和耐磨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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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从豪族、大户到无赖:清代“淞南”乡镇的生活世界与秩序

作者:shonly   发布于 2019-10-24   阅读( )  

  十七世纪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与农村发生着诸多变化,其核心就是作为王朝基本经济区的太湖平原。太湖平原的排水干道吴淞江,在王朝统治视野中一直十分重要,但一般都将其放在地方水利控制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至于吴淞江流域的乡镇社会生活,因河道淤塞、水利重建以及周边产业经济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从上游的太湖之滨到下游入海处的宝山县,呈现出了太多的差异。在清代地方士人的感受中,以高桥、纪王庙和诸翟三个非常普通的小镇为中心聚落的吴淞江以南地区,构成了一个所谓“淞南”的概念区。该区内经济状况一般,民生相对艰难,是一个“既非有山水之胜,又非有名贤之产”的地域。生活世界中的秩序状态和政治情境,由于吴淞江的阻隔,与淞北在地域上并不能真正构成一体,差别颇大,由此生活样态与经济状况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区分感。淞南乡村生活史中呈现的乡村社会构造的基本形态,映照出传统时代乡民生活的常态以及时代变革的影响。基层聚落社会,如清人所谓的环境偏僻、产业不兴、大户较稀、“人文鲜少”,在没有有力的社会组织、宗族群体、乡绅网络等的照护下,更加深受地方传统与政治变革的双重影响。

  清代乡村的生活世界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状态和政治情境之下,在以往的区域史研究中,其实已经引起了较多的关注,似乎已不成为什么问题。但细究真正契合乡村生活的内容,特别是那种既无强宗大族的长期存在、又无时间上系统有序的文本资源的非典型性乡村的研究,其实仍显薄弱。对这种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史论述,其实更能映照出传统时代乡民生活的常态以及时代变革的影响,有其一定的价值。同时,也需要探究在一个共有生活空间中的人们,是不是都形成了某种规约的社会集团,并使其生存与再生产成为可能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廓清传统时代乡村社会构造的基本形态①。

  在江南地区,作为核心区太湖平原十分关键的排水干道,吴淞江在王朝统治视野下的地位,一直很显重要,但一般都将其放在地方水利控制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至于吴淞江流域的乡镇社会生活,因河道淤塞、水利重建以及周边产业经济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从上游的太湖之滨到下游入海处的宝山县,呈现出了太多的差异,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据清代地方士人的观察,在吴淞江之南,存在着一个习称“淞南”的区域②。而且,这种空间感觉应当是实际存在的③。在“淞南”人的眼中,相比存在诸多繁盛市镇的吴淞江以北地区,这里的市镇只有高桥、纪王庙和诸翟三个非常普通的小镇,经济状况一般,民生相对艰难,在清代是一个“既非有山水之胜,又非有名贤之产”的地区④。

  按李长传的概括,像东界宝山、上海,南界青浦,西界昆山,北界太仓的嘉定县,县域地形比较平坦,河流四达。主要的河流,就是北面的太仓浏河,南面与青浦接壤的吴淞江,都是自西向东流,沟通二河的河道则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横沥,自陆渡桥经县城,至南翔盐铁塘,经外冈、方泰二镇,均作西北东南流向;二是练祁塘,与浏河并行,从外冈经县城,直至宝山的罗店。这类河道,均有航运之利⑤。淞南地方与这些镇市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距离,交通条件也没有江北为佳。也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竞争力显得并不强。主要生活于康熙年间的当地人秦立撰写了《淞南志》,言及地方风俗时说:“嘉邑诸镇俱在吴淞江北,在江南者,惟高桥、纪王二镇。纪王地界松属上、青。土音多近青浦,视它处较劲。”⑥嘉定县虽与青浦、上海分属不同的府域,但在文化上还是相近的。另据后来曹蒙的记载:“嘉定县四隅,镇凡二十有奇,多在吴淞江北岸。南岸则纪王、诸翟二镇。诸翟错处上、青,惟纪王全隶嘉定。市廛虽隘,物产颇丰。”⑦这样看来,所谓的“淞南”地方,就是包括这些镇市及其周边的乡区,且在行政区划上有所嵌错。

  远在吴淞江出海口的高桥镇,多鱼盐芦苇之利,田土丰腴,人民殷富⑧。重要社会聚落沈家宅,就隶属于高桥镇⑨。这一地带离吴淞江中游的纪王、诸翟较远,一体化意味平淡。

  纪王镇(也称纪王庙或纪庙),位于嘉定县城西南四十里,因纪王庙而得名,地方广可一里⑩。镇市的中心,就是以汉代纪信为守护神的土地庙(11)。在康熙十一年吴淞江疏浚后,户口又有所增加,廛市扩大,但市场规模仍没有超过晚明一里之规(12)。据周鸣凤的《学田记》,纪王的规模次于高桥这样的镇市:“苏之嘉定,去郡城百四十里,东濒于海,其野衍沃而亢。乡聚以镇名十有六,其最大曰南翔,曰娄塘,曰罗店,户率千五百有奇;其次曰大场,曰江弯,曰高桥,曰月浦,曰真如,曰安亭,户半之;其次又曰广福,曰黄渡,曰纪庙,曰外冈,曰葛隆,曰杨行,曰徐行,亦三百余户。水陆之会,商赀嚣集。俗重货,而知学者或鲜,然其人醇朴易扰。”(13)周边的镇市,距纪王最近的就是诸翟(14)。

  诸翟的镇市情况相对清楚,但规模也不大,在康熙时期商贾聚集较夥,“市廛日扩,居民至七百余户”(15)。咸丰四年间当地名士沈葵撰有《亭桥晓市》,描摹了镇市生活中的商业早市景象与地方民生:“晓日亭桥市,肩摩路不通。斗粮谋汲汲,匹布抱怱怱。未问鱼虾贱,但求薪米充。三竿时欲暮,归去急农功。”(16)诸翟一般号称属于嘉定,但同时错处于上海、青浦两县,大概属嘉定者十分之四、属上海者十分之五而属青浦者十分之一(17)。诸翟西部就在青浦县东北的三十四保区域,东属上海,北归嘉定(18)。从上海县的基层系统来说,整个诸翟的一半位于县境的三十保。镇市以诸、翟二姓得名,故地方俗称“诸地”,青浦与嘉定地方则习称“紫堤”(19)。所以诸翟的乡区空间,都是三个县域的交接区。从交通网络来看,到民国年间,新式交通工具兴起后,它距沪宁铁路的南翔车站有十八里,距沪杭铁路的樊王渡车站有二十里(20),需要依赖水路转接交通,还不是太方便。

  在清代嘉定地方士人的感受中,“淞南”区域就是吴淞江口靠近长江、今天位于主干道是黄浦江以东的高桥,纪王庙及其相距不远的错处嘉定、上海、青浦三县的诸翟等乡村。本文主要以清代中前期的纪王与诸翟为中心,拟对吴淞江中下游的嘉定县南部及其与上海、青浦两县交界的普通乡村地域的社会和秩序等问题,作一初步的论述,以期揭示出清初王朝建立后的漫长进程中,村落社会的统合与变化,经济地理环境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有怎样的表现,以及权豪势族、田地大户、痞棍无赖在当中的存在情况及社会影响。

  淞南的地势,较真正的水乡泽国之区已高亢许多,并不完全适合水稻作业。同时因为依傍吴淞江,区域内众多的干支小河都受到这条大河的影响。尽管从元代以来,吴淞江屡浚屡塞,在江南水利中的意义,开始逊于浏河及后来成为太湖下泄主要干道的黄浦江(21),但地方民众对于水利一直比较敏感。淞南水利事业的兴替,都与吴淞江水流的变化相联系,民生的开拓也受到一定的局限。

  正如清人所言,“乡都关系赋役,水利关系利病”(22)。在淞南而言,“吴淞江通,则一方均受其利”(23)。乡间凡属种植之类,必赖支河水利,“旱则资灌溉,涝则赖宣泄”,关系甚大(24)。当然,水利的改进亦可扭转地土瘠薄的影响。据秦立回忆,从吴淞江疏浚后,诸翟的“民物稍阜,习尚渐多”(25)。

  在淞南的生活环境中,与整个长三角的环境压力一样,人地关系非常紧张(26),乡民都是“以田土为性命”,为了寸田尺土,时常相争,民间狱讼大半因此而兴。当地长者曾说:“自万历至今,田凡三变,万历中年漕粮改折,岁复屡稔,田价骤贵,至崇祯大祲之后,甚以空契与人而不受。或以其券故遗之地,行者拾得之,遂以粮已有属,因向追取。”到顺治初年,最重要的农业收益还是来自棉花,花价达至八分,田地之弃于人者纷纷翻赎,甚至发生诉讼。可是到康熙初年,因灾祲连年,官府又追比严酷,乡民为避赋税而不愿再多留田地。直至吴淞江重新疏浚后,水利复兴,田地生产才渐有起色。康熙四十七年与四十八年间,当地钱粮多次被蠲免,棉花价格再次抬升,每斤至六分,田价遂尔增值(27)。田土的收益与水利、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但核心问题仍在水利。

  经历元、明时期的环境变化,吴淞江河道一直趋向束狭,江面从原来的宽二里余演变到今天苏州河的宽广度(28),水量大幅度减少。所以在整个吴淞江流域,如果过度开发,吴淞江干道的水量补给就会减少,更易导致河道的淤塞与水位的下降,会引起河岸的坍落与河底的淤高等问题(29)。在淞南地区,江、塘、浦、浜、沟等水文系统十分繁杂,都属吴淞江的支河及其派生系统,感潮程度高,泥沙的淤积以及乡间人为的阻塞,都需要常年予以维护疏浚。清代对于吴淞江流域的浚治一直持续不断,且各有重点,主要工作都在下游地区(30)。按照制度上的设计,每年安排的浚河工作,官方需要编定塘长十七人,征派役夫三百四十名。显然,管控基层乡村的塘长,已是乡村社会的重要领袖,负责摄理与水利工作密切相关的徭役工作。比较而言,淞南地方相对偏僻,州县官吏不大到来,所佥派的役夫居然“多为它方开浚”,淞南当地鲜沾其利,这使得乡民们有“役法不均”的抱怨(31)。

  纪王镇离吴淞江更近,当地的俨傥浦南连青浦,北入吴淞江,贯穿该镇南北的河段,就成了市河(32),也是该镇西南境的主干河道,即直通青浦县的顾会浦(33),地位十分重要。该河从同治十一年开浚后,历十多年,长期受吴淞江浑潮的冲击,已日渐淤塞,在当地人看来就只剩一条“水线”。这对地方产业与生计有较大影响,所谓“舟楫不通,田难资灌,商农并困”(34)。

  河道淤塞、水利失修对民生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伴随较大天灾的降临,如顺治十八年的亢旱,康熙四十五年与四十六年的连续水旱之灾(35),道光三年的特大水灾(36),与咸丰六年的特大旱灾(37)等,更不可能有效地产生防护作用,从而出现了较重的灾荒危机。当然,河道淤塞到一定程度,整个地区对水旱灾害都是敏感的,在高地乡村旱灾的敏感性会有所提高(38)。

  雍正年间淞南地方兴复水利时,要求每年于农闲时捞浚城乡各河,在城之河令居民各照门面挑浚,在乡各河则“循例”由傍河各图业佃者开挑,同时也免去另派徭役。所谓“循例”的做法,即是从明代以来乡间已有的惯例,傍塘田亩由业主给食、佃户效力,成为官方积极推进水利工作的有效策略(39)。直到清末,地方基层领袖仍重拾晚明以来流行的“业食佃力”旧例(40),欲复兴淞南的水利事业。据纪王镇的绅董赵仁寿、陈清芬等向官方的禀请,他们准备规复的,是纪王镇西南五百余丈的王先泾一河,淤塞狭隘,旱季缺水时严重影响民生,“应仿照业食佃力成法,由沿塘得沾水利图份捐资开挑。业户出资,佃户出力”。他们的要求在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得到允准,并公示执行(41)。

  实际上,灌溉之利对于太湖以东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而论,并不是最关键的。因高地沙土不宜大面积种植水稻,都广植棉花(42),并不需太过丰沛的水量。民生家计总体上符合嘉定、上海、宝山等地的环境约束和产业态势,农业生产的比例大致是棉七而稻三,农产品自然以棉、米为大宗,但米粮相对不足(43)。所以嘉定常有“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论说,表明了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米粮时常不足的现状(44)。此外,上海地方同样是“植木棉多于秔稻”(45),但青浦方面地势太过低洼,比例正相反,是稻七而棉三,总之也是稻、棉为大宗(46)。较明代而论,清代地方的植棉面积持续增长,嘉定、上海等地的棉产每亩大约有100斤(47)。嘉定全县所植的棉花中,纪王镇地方所产的棉绒要逊于它处,但当地除了产白棉外,还产紫棉(48)。所加工的棉布,俗称“纪王庄扣布”,品质精细洁白,胜于他处所产,为人所称道,价格也高。以往棉布多销往河南等地,到清代后期则多贩售至福州。乡民的食用、租粮等开销,都依靠此业而来(49)。同时,与棉布生产相关的蓝靛种植,也是乡民生计的重要依赖。一般在农历五、六月间,苏、松地方的布商骈集,前来购买。由于所产蓝靛色泽鲜明,销售盛于广东所产的靛。在年成较差的时候,蓝靛仍可成为乡民重要的生计。过去蓝靛集中在纪王镇一带种植,在清代前期栽种渐广,但仍以纪王、黄渡(50)、诸翟、封家滨出产的为最优,同时还有不少“客靛”。后来市面上盛行福建所产的蓝靛,淞南从事该业的收益就寖薄了(51)。所以,乡民的家庭副业收益,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进程相伴随,并较大地影响着当地民生。

  但淞南地区中心聚落的市场空间一直不大。在纪王镇,从康熙十一年吴淞江疏浚后,户口有所增加,廛市增辟,然而仍不能超过一里的空间规模(52)。镇上比较重要的商业组织,是位于北街的布业公所(53)。布业贸易曾经十分兴隆,有“市廛侵晓走布商,黄标紫标白日耀”之说(54)。

  从纪王往东南九里,就是诸翟(55)。商业集市在清代前期较为繁盛,都与棉布业相关,“自朝至暮,抱布者间亦不绝,非同它镇”。乡村贫民可凭借纺织一业,“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56)。诸翟的市街略为复杂,南北约半里,东西一里余,以“紫堤街”为最热闹,大概至清末民初,街上大小商肆有百余家,包括碾米和轧花厂,每天的集市有晨、昼两市。靛商的贸易曾经与附近黄渡、纪王、封滨(即封浜)三地并称繁盛;在清末以后,贸易格局以花、布、米、麦、蚕豆、黄豆等为大宗,市况仍旺。而且,诸翟的水、陆交通相对都较便利,与周边城镇可以建立起比较好的商业网络(57)。

  不过,与周边地域比较来看,清代淞南市镇与农村的联系同样都有便利的水运网络,经济脉动与水利关系密切(58),但市场的规模却很有限,文化方面的发展也不彰显,像纪王就“少诗书”,在地方文史爱好者看来“颇难采摭”(59)。这种生活样态,自然是与淞南地区的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相一致的。

  在淞南的地域环境中,其实并没有孕育众多大户的土壤。而有限的大户,是在科考上必须获得较好的机缘,使家族地位得以迅速抬升,并通过与外地权豪势族的联姻,才能构建起较为卓越的地方关系网络。

  晚明诸翟的侯峒曾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但在家族崛起后,就移居嘉定城中,使乡村富实的根基在形式上有淡化之态。但侯家还保留了乡村的生活空间,至少故宅、宗祠、祖墓依然存在,也利于侯家在城居与乡居之间移动(60)。明清交替与侯家的抗清活动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使诸翟这个最具权势的大户在清初彻底衰败。侯峒曾与侯岐曾兄弟,前者是在嘉定城陷落时,在家中欲赴水死未果而被清兵戕杀,生前曾有诗云“吾头宁可断,吾节不可移”,以明其志;后者则在1645年后,为保母抚孤,“髡发披缁,匿迹乡里”(61),最后在1647年与陈子龙、夏完淳、顾咸正等人一起被捕杀。他们都堪称“忠义”之士,为后世景仰。这种历史英雄式人物的记忆,久为当地所传播,影响至深。

  所以到康熙六十一年间,当地人秦立还这样论道:“淞南一区,虽一荒僻之村落耳,而忠孝、节义接踵而出。”(62)其中当以鼎革之际的诸翟最具代表,如汪永安所谓“孤忠殉国,备列明季诸书;奇孝格天,特入《江南通志》”(63)。而秦立本人,即出身嘉定“著族”,据说世居于蟠龙江上的秦家桥南北。到万历年间,秦家的代表人物秦可成因徭役破家,举室迁避,家宅与宗祠遂毁。但秦氏后人在清初仍有居于此(64)。康熙六年,秦立与弟弟秦雍同补博士弟子员,功名不高,但在乡间较有声望,若有人以事相托,他们“无不尽其心力”。可是家境已然趋于衰落的秦家,多数时间靠授徒糊口;世代业儒的秦立之子孙,也都没有获得举人及以上的功名。到嘉庆年间,当地名士钱大昕的弟弟大昭(1744-1813)追述嘉定地方的荣耀历史时直接晚明,并很自豪地说:“吾邑自有明归震川先生讲学于安亭江上,厥后四先生之诗文实宗其派。”(65)过往的光辉,既与淞南无涉,也与清初以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存在形态,产生了鲜明的断裂感。

  大族的故事与地域文风的影响,可以构造出地方秩序的一些根本性内容。而在清初以来的很长时期里,单个大族的兴盛再也没有回复到晚明的状态(66),地方社会秩序的统合十分需要仰赖官府的力量。因此,在这样比较松散的乡村社会中,构成精神纽带的,主要是地方传统文化。维持社会发展的,可能只剩下所谓的诗礼传统和曾经被颂扬的厚实风气。

  在明代万历朝李资坤任知县的两年间,于所谓时和政通之际,黜邪崇正,在高桥、纪王等镇,各划出民田(67),建立“俨溪小学”,校址就在改建后的纪王庙中,直到崇祯年间,也是当地的“社学”所在(68)。除此之外,乡村之中秩序存在感特别明显的一种表现,仍在神灵信仰系统。在官方看来,对这种极其顽固的民间传统,完全可以“藉神道以设教”,作为致治的手段和策略(69)。

  当然,“乡俗尚鬼”的传统具有普遍性。病者不重医药,以祈祷鬼神为事,在淞南就叫“献菩萨”(70)。与官方认同相对应的信仰秩序,就在更具普遍性的神灵系统。如纪王镇的土地庙,崇祀的是汉代的将军纪信,故曰纪王庙。嘉靖年间还在这里建了社学。此后到崇祯年间,地方父老要求重建纪王庙,认为在吴淞江久湮、蒿莱百里的环境状态中,地方上仍能免鱼鳖之灾、龟坼之苦,全赖神灵的庇佑(71)。其他如都城隍行宫(祀有周顺昌(72))、县城隍行宫、文昌宫、关帝庙以及纪将军行宫等(73),都有其独特的信仰意义。民间相传项籍(项羽)是吴淞江神,而纪信庙适在其地,乡民为保障水旱、祛除疾疫,必至该庙祈祷(74)。当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淞南的文昌宫(文昌帝君庙),位于纪王镇南三里,乾隆五十五年间由乡民重新捐地建庙,并置香火田,宫内所设的“淞南存仁堂”举行过恤嫠、埋骨、惜字、放生诸善事,是淞南地区比较重要的慈善活动了(75)。这种生活区域中展示出来的信仰活动、功德事业与秩序感觉,可以构成世人对于乡村基层社会的一般性认识。

  另外,按明末人的说法,乡间的富户关系国家气运(76)。地方公正绅士的存在,是小民的依赖(77)。换言之,地方的存在形态可以从绅士富室的状况得到较好的揭示。嘉善乡宦丁宾(1543-1633)就认为,一个县域社会中如果富户较多,那么小民就不会受困;反之,富室荡然,则小民不会受福(78)。甚至在处理地方经济利益的平衡问题,例如在平抑物价时,要防止只让小民获利而损害富民阶层的做法(79)。所以,倘若这些阶层在乡间存在感模糊或淡化,对于王朝统治而言,并不是有利的;对小民来说,将会直接面对更多的困扰,处境艰难。

  就淞南地区而论,清代前期的科举成功者远不如晚明。从清初至康熙晚期,有举业头衔的,贡生有侯兑旸(诸翟人)、曹浤(纪王人)、黄有本(纪王人);太学生有曹栋、曹大本、朱楫;庠生有张万珍、张其俊、秦润、张炯、曹澐、朱楫。无论数量还是高功名的获取数,远远不如明代(80)。

  够得上“乡达”的,只有明末诸翟最鼎盛的侯氏家族的后人侯兑旸。但他在鼎革后,已杜门谢事,虽然应族人的恳请,为免受侯峒曾、侯岐曾等人抗清之祸过多的牵连,出来参加清朝的科考,后来也只获得一个选贡的资格,被安排至桐城任县学训导,未抵任而卒(81)。

  总体上,清代地方士人中可以列举的杰出人物,基本可以用一个“贫”字来概括。无论是因逋粮毁家,还是因“奇贫”废学或被迫佣作,或者“鬻子以偿赋”,或者“诸生失业者多营户外事”,或者免力应试也最终只补到秀才的功名(82),像清代纪王镇上的代表人物中,较好的功名就是庠生或诸生等(83),都根本无力振兴淞南地方的人文与政治地位。而稍好的诸翟镇,情况也大同小异,“人文鲜少”已是常态。清代获取较高功名的,是两名举人,即雍正十年壬子科的诸堂和同治六年丁卯科的沈蓉(俱属嘉定籍)。镇上作为侯氏东族人的侯谦,据说是侯尧封的八世孙,游庠六年,即以羸疾卒。在清代,这一世系都是以贫废学(84)。

  清代整个淞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仍是与秦立同宗的秦元诞,晚年被官府任命为“约正”,具有了处理乡间教化事务的官方身份,所以“乡人争论不平者,咸就决之”(85)。一般而论,乡约正是由官方检选的乡间“老成”之人,主持每月朔、望的乡约活动(86)。

  据康熙时期的观察,诸翟周边坟茔甚多,基本上都属晚明以来侯氏等名族的墓地,显示了过往拥有的大族历史,但在清初确实已如时人所述,是“村小民贫,无土豪把持”的平淡状态(87)。

  可以说,淞南地方在明代因大户较多而有所谓“风气厚实”的形态,到清代已迥然不同。秦立这样比较道(88):

  往时风气厚实,地多大户,田园广饶,蓄积久远,往往传至累世而不衰。今则大户绝少,纵有富室,不再传而破败随之。盖往时之富,率由本富,非因鱼肉小民而然,又能敦本务实,不事汰侈,崇尚诗礼,教训子孙,子弟醇谨朴厚、保世宜家,故能久而不衰。今之富者,多由盘剥小民,以苛刻汰侈为事,子弟气习从而加甚,宜其败之不旋踵也。

  真正能富而好善的大户极其有限,在清代淞南文献记载中找到的,主要是纪王镇的曹氏家族。曹家在境况较好的时代,对于乡间饥荒有过捐谷赈贫的善举,让乡民十分感念。而且也有人(曹仰田)愿意代充大役,使家室不厚的人户暂时得以保全(89)。

  虽然风气厚实,未必真的与大户累世相传有关,但富室注重的敦本务实、崇尚诗礼且能对子孙有良好的教育等,确实会对“苛刻汰侈”之事产生必要的排斥。另一方面,是秦立没有论及的,就是这些大户从往时以来,需要承担乡间必要的赋役工作,而从中产生的经济压力与政治负担,会持续消耗他们的实力,使他们萎缩减少,甚至彻底衰败。这个阶层的力量在乡间的衰退,会引起不少社会问题。而新兴的富室,可能就像秦立所讲的那样,是由盘剥小民起家,漠视亲族情谊,惟知利己。在这种地方秩序或“风气”变化的比较中,世变之感应该随处可见。如秦立所指出的:“往时民风愿悫,耕织而外无他外务,亲情族谊犹能敦笃,有无缓急,患难相扶,今则惟知利己,不顾情谊,漠视患难,绝不引手,甚而反为抅斗又下石焉者,比比也,盖俗之偷甚矣。”(90)

  发生于淞南地方社会内部的暴力冲突,在以往也是比较罕见的。地方士人的记忆中,所有这些社会变化的巨大差异感,到康熙时期已经变得十分清晰。

  在吴淞江边的乡村生活中,长期因地方偏僻,更处上海、青浦与嘉定三县的交接区域,兵戈之患极少,也无打降拳勇、土豪武断之徒,所以斗殴杀抢者也少。青浦地方官绅声称“国朝吏治日隆”,像打降、聚赌、拦丧、抢火及脚夫、土工、乐人、丐头之类,皆有律法所禁(91)。但地方士人的观察纪录中,还强调到康熙年间,“习气渐嚣,狡黠渐多,见事风生,借端索诈”。世风有了很大变化。秦立认为,最为地方恶俗的,就是“阻葬”:“每见人家造坟营葬,竟以风水有碍为辞,希图分润,稍不遂意,撇棺毁石,其旤立至,讦讼连年,暴露风日,深可痛恨。”这在官府而言,也一直是要予以控制和痛惩(92)。

  就在与嘉定县交界的青浦县蟠龙镇(即盘龙镇)大寺东偏的文昌阁,到嘉庆十七年间设有同善堂,与方家窑镇(在青浦县城东24里的三十四保二区四、五图,嘉庆时因永安桥修成而更名永安(93))的仁寿堂一起,从事施棺、掩埋、留婴、惜字等善事活动。在乡绅们的呈请下,嘉庆二十一年官方为它们立了两块碑。竖于青浦县衙大堂的碑文这样写道: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据地方绅士的呈请,于方家窑、蟠龙镇(因夹蟠龙塘两岸而名)创立仁寿、同善堂公局,“举行施棺、掩埋、留婴、惜字,及路毙浮尸栖留公所,收养病茕,捐给棺殓验费”等,www.78333.com,在县衙的呈请以及巡道、知府的批示下,官方予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同时以后由善堂举行的施棺、代葬、留婴、惜字等活动以及承担地方正常的尸场、尸案费用,严禁地方棍徒、书役等人的滋扰(94)。

  另一份碑,则置于文昌阁同善堂的碑亭内,与前述碑文内容虽大意一致,但具体说明更详:

  嗣后凡遇陆路倒毙,尸身仍停原处,听堂董邀同地保填单报验;如系河内浮尸,即于附近搭盖棚厂,不得私移,俟官看明,即将尸身移至厂前相验,捐棺殓埋。所需棚厂、水锅、葱酒等费钱二千文、水陆舟舆费六千文,仍听由堂捐出,交保分给,总不准传讯地主、地邻、堂董,致滋需索。倘有地保、差仵人等仍蹈前辙,藉尸生发,讹诈小民,混行滋扰,一经访闻,或被告发,立拿严加治罪;官则定以“纵役殃民”,严行参究,决不宽贷。

  可是,民间这类因尸场命案被滋扰的问题,总不能很好地解决,官府屡次的整顿都只是暂时收效(95)。

  另外仍需强调的是,清初地方社会中“见事风生,借端索诈”的表现可能更为复杂,没有像前文秦立表述的那么简单。在清初南浔镇庄氏刊刻明史案形成的文字大狱中,那种告讦之风、利用地方上可以捕捉的反清嫌疑来打击报复等现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96)。松江人董含特别描画过在三藩之乱平定十年后,江南地方萌生的乘乱“报复”、互相攻讦的秩序混乱的场景,特别值得注意。董含认为,康熙帝要求“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尽蠲私愤,共矢公忠,岂独国事有裨,亦身名俱泰。倘执迷不悟,复蹈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地方有了这个秩序整顿的圣谕,“在朝在籍,庶得安枕而寝矣”(97)。这种想法,也显得过于乐观。

  至于影响地方经济生活的市场流通问题,开始突出。秦立指出:“往时店铺布肆倾镕各色低银,收买布匹,赴县输粮,每两不及七钱,民多病之。康熙丙子,里民控宪,立碑禁革,远近称便,此则较胜于往时者也。”(98)直到康熙三十五年间,因为乡民向官府的控诉,官方才正式出面干涉乡镇店铺中滥用的低色银问题,并立碑示禁。其实在这一年真正引起官方勒石禁革的乡间重要人物,是汪永安的妻兄“石墨侯翁”。置于诸翟的这块示禁碑,后来被放在了关帝庙的正殿中(99)。

  那位“侯翁”应是侯兑旸次子侯嵃曾,当时正轮充里正一职,完全有义务为受低银困扰的小民们代言向上级官府呈告,终获嘉定、上海与青浦三县官府的一致禁约,而都院的要求也极严厉:“如有奸牙恶匠仍前倾换低银小钱,抑勒收买,亏累小民,该地方官不时查拿,本都院定行枷责治罪。”(100)

  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形来看,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生活的不安全感,在淞南地方几乎随处可见。早在顺治年间因有“飞粮”之制,以致各乡富户颇有废家者。诸翟的王文石与蟠龙镇的陈瞻甫联合向青浦县衙呈请,认为他们所在地方实属“荒区”,要求免受这种拖累,民户逃亡因而可以减少(101)。在治安方面,秦立还注意到:“赌博风行,比处皆然。……往时民风淳厚,壤窃鲜有,夜户可以不闭,耒耜、家伙置之户外而无虞,今则盗贼时闻,一至黄昏,便肆剽夺收成之,后结队守视稍懈。”(102)盗贼的频发严重威胁到地方秩序,这在官府而言不可能漠视不理。民间的“结队守视”以加强防卫,只能是暂时的。政治力量在乡间的楔入,还是十分必要。镇或村的地方社会,更易于采纳国家的语言,地方权力由此也基本得以掌控(103)。

  地方志中讲得非常清楚,在康熙六年后官方的推动下,青浦全县均为十保,一保均为三十区,一区均为十图,一图均为十里,无论乡绅民人,各自收己田、完己粮,一切分催、排年、总甲、塘长各旧役,尽汰之(104)。检视淞南地方文献,官方在这方面的管控,除了这种里甲、图里或保甲系统外,治安控制的网点,并不在高桥和纪王,而是设在附近的诸翟和吴淞江北的南翔。据万历《嘉定县志》的记述,早在明初,设于嘉定县境内的巡检司只有顾迳、江湾、吴塘、刘家港四处,刘家港后来划归太仓州,万历初期又裁革吴塘巡检司,所以只剩顾迳、江湾两处巡检司,管控嘉定乡间。每个巡检司始设一百名弓兵,后来减至六十人,到万历时每司只有二十四人。其中,江湾巡检司管辖的范围,包括了南翔、江湾、大场、真如、安亭、黄渡、纪王、殷行、栅桥这些乡镇地区(105)。虽然纪王在明代已成镇,但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让官方引起过多的重视,“士民知有里正,不知有官”,充当乡间代理人的里正,完全以官方的行政角色出现在乡间,镇上又没有任何官衙机构。但在政区交界地带的诸翟,成了嘉定、上海与青浦三县巡检司的联合驻防点,地方军队中的营汛把总则驻扎在南翔(106)。

  就行政系统而言,乾隆三十年在乡民沈世浩协同绅耆的呈请下,并自捐基地房屋作为官署,官方才确立在嘉定县境内的诸翟设巡检司署(107),以应对行政边界地方易于窜匿且公然肆行的盗匪问题(108)。青浦县东北部的三十三保一区、二区(编户共计三图),三十四保一区(共计二图)(109),就归诸翟司管辖。首任巡检是锺开声,广东进士,由翰林任大理寺少卿,因直谏有忤而被谪至江苏任知县官,据说补缺时,布政司吏索赂不得,就题请让他到嘉定任巡检。他在任八年,“清正不阿”,以廉惠著称(110)。乾隆三十七年署任的是云南人李凤采,也有德政,民间为他公立“廉公有威”匾额(111)。此后比较有名的巡检是湖南人魏邦鲁,在嘉庆二十年署理诸翟司,“循良风雅,创立文社”,常聚集镇上士子,亲为课训(112)。

  至于地方军事防卫,据清初的制度安排,曾设吴淞营墩汛,管理外冈汛、陆大桥汛、安亭汛、娄塘汛、南翔汛、封家浜汛、纪王庙汛、黄渡汛。当中大部分地方本属嘉定县域,但在军事上则均属吴淞营管辖,且每处设置营房烟笼,派兵五名,负责防守及传递公文等事(113),也负责缉捕盗贼工作(114)。

  这样,从州县行政的巡检司到地方军事的安全系统,都笼罩了像淞南这样的乡村社会。不过当中存在的管理空白,仍然会滋生出各种不安的因子,甚至出现对于地方秩序的挑战。

  豪民某因素犯众怨,即被好读书击剑的诸翟人王以桢等所殴杀(115)。在嘉庆年间,纪王镇上一个拥有很多党伙的痞棍沈云山,以金钱贿通诸翟巡检司,整日聚众赌博。最终在一个姓凌的秀才强烈要求下,巡检司被迫调派弓兵擒拿沈云山,结果反遭沈氏等人殴打。由于影响较为恶劣,嘉定知县在向上级汇报获得允准后,拟判沈氏绞决,其党羽流徙杖决(116)。官方严厉惩处的效果其实并不持久,已经随处可见的“市井无赖”,“互结党羽,暴寡胁弱”,一直使乡民为之侧目。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睚眦小忿,最终都以械斗的方式解决。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震荡后,这种坏恶之风得以停息,不过在同治年间,乡间仍有以演剧、赛会为名谋利肥私的行径。到清末,据当地人的感受,纪王镇地方只有西北隅十九图地方尚多游手好闲之徒。凡遇孀妇再醮及闾阎鹅鸭之争时,他们还经常行讹诈之事,而且夤夜入茶坊、酒肆吵攘,使小本经营者们十分困扰(117)。

  考察一个特定区域的“生活空间”及所谓的“社会的共同性”,并揭示民众生活实态及其所处的地缘性社会,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淞南地区的聚落社会应该属于一般而言的高地乡村世界,以小村或散村为基本形态,与低地乡村大多是集村的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118)。明清交替之后,淞南地区总体如清初人、侯兑旸的女婿汪永安所述,“风景在而山河殊,繁华歇而沧桑易”(119)。

  淞南地方主要依赖吴淞江的水运与灌溉之利得以绵延发展,水利环境的变化和民生息息相关。虽然吴淞江流域有不同的核心区域或中心市场,可以依赖比较密集的水运网络,相互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系,但淞南与淞北在地域上并不能真正构成一体,生活样态与经济状况差别颇大,由此在地方上产生比较明显的区分感。而水利失修的高仰之田,植棉较种稻更适合农家生计,棉业的推广并非出于赋税压力(120)。当然环境的改良,可以营造出较为充实而有竞争力的生活氛围。在吴淞江疏浚后,生产环境优化,生活条件得以改变,据说在清代前期的诸翟地方,“中户以上,服食器用敬效观美,下户妇女亦制缎服”,生活风气有了新面貌(121)。

  清代地方士人观察到的生活变化与秩序问题,当属淞南乡村的存在实态。而历史记忆中的礼仪社会(包括对于英雄式人物、民间神灵的记忆和崇信等)是清代应该存在的地方建构,并传承久远。同时,大多数村落社会中不存在真正的有力阶层,纯粹是一个接近庶民的生活世界,不存在“宗族社会”的形态,也没有乡绅有力掌控的社会结构,王朝统治垂直性地渗透到淞南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村世界中。地方资源被附近大镇侵蚀,役法不均的问题因而较为突出。

  确实,政府在市镇施行太多控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市镇的地方组织是受控的(122),而所谓在里甲制度与秩序的瓦解过程中,绅士阶层增进了维持乡村秩序的领导角色(123),在明清鼎革以来的淞南生活世界中又是极不明晰的,既无明显存在的强有力的绅士阶层,也无占据主流的社会组织。

  像清初荒区穷乡反对不公正的折漕问题,都靠基层粮区的纳粮代理者(也是乡间徭役的承担者)联合起来,抵制县署中的粮书与地方“豪奴”的作弊劣行。他们互称“粮友”或“役友”,设法筹措诉讼经费,极力向各级官府控诉鸣冤,坚持将已成定案的被他区转嫁来的赋税清理出去(124)。“粮友”、“役友”人等,或许就是清代地方职役中变相恢复的里甲制中的相关人员(125)。

  在诸翟,经历了王朝鼎革的冲击,景况与晚明已无法相比,但在整个“淞南”的地域社会中,仍具有核心性,被远近地方视为“善地”,远离“繁嚣”,有崇尚俭朴之风,而且基本不存在“土豪武断乡曲,藉以生事敛财”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已经身游庠序者,更是兢兢秉礼,能够“闭户读书”(126)。当时散居着的一些耕读之家,还盼望有机会进入到比较卓越的社会阶层,从而反过来影响到当地社会。无论是土著还是流寓,都能发出同样有力的声音。

  在淞南区域的社会形态变化及其秩序控制中,水利、政治与经济等一体化的意味比较明显。基层聚落社会在没有有力的社会组织、宗族群体、乡绅网络等的照护下,更加深受地方传统与政治变革的双重影响。

  总之,清代淞南因环境偏僻,产业不兴,大户较稀,“人文鲜少”(127),地方力量由是微弱,看不到晚明“乡大夫”们“导扬圣明,宣悟闾里”的清晰样貌(128),地方的偏僻与产业的平淡,已较难引起官方更多的重视,除了治安上有所考虑之外,在明末以来的转型进程中,已日形荒落,只有记忆中感觉遥远的“淞南”。

  江南,一个令人神往的词眼,其意义已经不限于地理学科、文学艺术、社会文化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域。她是诸夏的皇冠——一个关于梦和美的想象载体。在漫长的岁月中,她吸引着无数企望的目光。

  ①[日]滨岛敦俊:《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概念区并非唯一。清代编写乡土志者将昆山县境内位于吴淞江以南的部分,也叫“淞南”,且“素称富饶”。参见(清)陈元模《淞南志》卷一《风俗》,嘉庆十八年活字本,页3b。

  ③(清)秦立:《淞南志》,钱大昕题识,嘉庆十年秦鉴刻本,收入《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1页。

  ⑤李长傳:《江苏省地志》第四编《地方志》,1936年铅印本,第304页。

  ⑦(清)曹蒙:《纪王镇志》,“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稿本,收入《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2页。

  (11)(清)曹蒙:《纪王镇志》卷一《疆里·创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稿本,收入《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1-2页。

  (13)(明)周鸣凤:《学田记》,收入万历《嘉定县志》卷三《营建考上·学田》。

  (16)(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一《本村各邑疆界》,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17)(清)汪永安:《紫隄小志》卷上《各邑疆界》,康熙五十七年稿本,收入《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2页。

  (21)邹逸麟、张修桂;《上海港的历史地理》,《自然杂志》1993年第2期。

  (26)邹逸麟:《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

  (2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35)(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后《江村杂言》,传钞本,收入《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162页。

  (38)王建革:《明代吴淞江中下游的旱情敏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9)《奉各宪饬行傍河各图每年农隙捞浚、免派别役永遵碑记》(雍正三年十月),收入(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二《疏浚》,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40)参见[日]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收入李范文等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4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二《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9-321页。

  (43)李长傳:《江苏省地志》第四编《地方志》,1936年铅印本,第305页。

  (44)(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不分卷),“周氏族谱传”,康熙间著者手定原稿本。

  (47)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49)(清)曹蒙:《纪王镇志》卷一《疆里·物产》,第10页;(清)秦立:《淞南志》卷二《土产》,第19页。

  (50)黄渡所产的靛青,在江南最著名,康熙末年官方为之专门颁示校准靛秤,可见其交易规模。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51)(清)秦立:《淞南志》卷二《土产》,第16-17、19页;(清)曹蒙:《纪王镇志》卷一《疆里·物产》,第10页。

  (53)(清)曹蒙:《纪王镇志》卷二《营建·庙祀(附善堂)》,第13页。

  (54)(清)沈学渊:《淞南两生行》,收入(清)曹蒙:《纪王镇志》卷四《杂志·艺文》,第68页。

  (58)冯贤亮:《舟船交通:明清太湖平原的环境与人生》,《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8年第5辑。

  (60)杨茜:《聚落与家族:明代紫隄村的权势演替与地域形塑》,《史林》2016年第2期;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

  (65)(清)钱大昭:《秦云津先生传略》,参见(清)秦立《淞南志》,第1-2页。

  (66)刘昶在明清嘉定钱门塘乡地方社会的延续与变化的研究中,指出当地生员基层的姓氏及家族的变化十分明,而该乡明代正途出身的生员由姚氏一姓垄断,而到清代,该乡正途生员来自11个姓氏,可以判断明代那种由一、两个大姓长期垄断地方科举功名的情况,在清代江南不再常见,功名在不同姓氏家族中的分布更加分散,而且变动更加频繁。参见刘昶《明清江南地方社会的延续与变化:以嘉定钱门塘士绅家族的兴替变化为例》,收入刘昶、陆文宝主编《水乡江南: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355页。

  (67)(明)周鸣凤:《学田记》,收入万历《嘉定县志》卷三《营建考上·学田》。

  (71)(明)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十二《重建纪王庙碑记》,1933年铅印本,页14b-15b。

  (72)周顺昌(1584-1626),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派名士,天启时为魏珰所害,死于狱中。

  (75)(清)李赓芸:《淞南文昌帝君庙碑》(嘉庆十六年),收入(清)曹蒙《纪王镇志》卷四《杂志·艺文》,第48-49页。

  (76)(明)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一《看详章奏纠参李琎疏》,乾隆五年钱佳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437页。

  (77)(清)延昌:《知府须知》卷四《到任事宜》,“公正绅士”条,清钞本。

  (78)(明)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八《书牍·复蔡培自父母》,崇祯刻本,收入《四库禁毀书丛刊》集部第4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309页。另参(明)丁宾《复邑侯蔡培自书》,收入光绪《嘉善县志》卷三十一《奏疏》,光绪十八年刊本。

  (79)(明)陈山毓:《陈靖质居士集》卷六《庚申遏籴记》,天启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629页。

  (80)(清)秦立:《淞南志》卷四《贡生》、《太学》、《庠生》,第42-46页。

  (84)(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六《人物》、卷八《里绅》,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87)(清)汪永安:《紫隄小志》卷上《坟墓》、《风俗》,第17、29页。

  (89)(清)朱谨:《曹氏四世合传》,收入(清)曹蒙《纪王镇志》卷四《杂志·艺文》,第49-50页。

  (94)参见(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四《庙院》,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另参(清)金惟纂《盘龙镇志》(不分卷),“义局”,光绪元年修,收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行本,第40-41页,碑文内容文字与《紫隄村志》所录有个别差异,这里引用的以《紫隄村志》记载为准。

  (95)冯贤亮:《清代江南命案尸场勘验的整顿与社会变迁》,《史林》2015年第3期。

  (97)(清)董含:《三冈识略》卷十,“圣谕”条,清钞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第779页。

  (100)(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六《人物》,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103)科大卫:《韦伯有所不知: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与经济发展》,收入氏著《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

  (106)(清)曹蒙:《纪王镇志》“凡例”、卷三《人物》,第1-2、24页。

  (108)(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二《风俗》、卷三《官署》,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111)(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三《官署》,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114)(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三《营汛》,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118)有关江南地区聚落形态与社会问题的讨论,详参[日]滨岛敦俊《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01页。

  (12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122)科大卫:《韦伯有所不知: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与经济发展》,收入氏著《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123)[韩]吴金成:《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的诸问题》,收入[韩]朴元熇主编《韩国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

  (124)(清)陈瞻甫:《控复荒区折漕各图贴费议单》(顺治九年十月),收入(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一《田赋》,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本。

  (128)(明)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十《壬午复折奏疏序》,1933年铅印本,页12a。